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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

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

——写在“人民教育家于漪教育思想研讨会”之后

■任彦钧

教育家常有,女教育家则不常有,能引领时代之风骚的女教育家更是凤毛麟角。在中国基础教育界,论起女教育家,业已仙逝的,一个当属有“小学教育界的梅兰芳”之称、以童心为经线、以母爱为纬线的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斯霞,另一个当属曾参加开国大典、被周恩来誉为“国宝”的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小学的霍懋征;依然健在的,理应首推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被授予“改革先锋”荣誉称号、年届九旬领奖时却依然“雄赳赳,气昂昂”的上海杨浦高级中学的于漪。无巧不成书的是,她们都姓“语”又姓“育”,在语文教育界乃至整个基础教育界,都具有非凡的影响力。

2018年11月28日,在上海参加“人民教育家于漪教育思想研讨会”期间,作为语文媒体人的代表,我曾以“于漪老师的‘夫子之道’浅说”为题,在第三分论坛作了10分钟发言。当时我提出,于老师是我心目中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但因时间仓促,事先未及深入思索,临场也就没能充分展开,有故作惊人之语的嫌疑,尤其是在从圣人本位转型为个人本位的现代社会,甚至有些不合时宜。

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

于漪老师与我所在的语文报社有着不解之缘。自语文报社1978年创办伊始,于老师便给了我们源源不断的关爱和支持,她的许多重量级文献,也是第一时间在我们的《语文报》《语文教学通讯》或中华语文网刊发的。基于此,我1985年工作后到上海出差之际,常会登门拜谒她老人家,每次都有朝圣的感觉。

起草发言稿时,我最初本想将于漪老师定位为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先生”,一如冰心、杨绛、叶嘉莹被人尊称“先生”那样。后来经过对“圣人”一词进行悉心考量,发现这个词在中国经过长期演变,早就越来越由“承天道”走向“尽人伦”,而且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圣人,我将于老师奉为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在学理上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圣人”一词萌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承天道”的圣人是指那些参天地而赞化育的上古帝王,如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等。“尽人伦”的圣人是指那些人格完善、道德完美的典范人物,包括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孔子、孟子,以及汉代开始引入中国的佛陀和菩萨。之后,大众还进一步扩展了“圣人”的义项,用以尊称那些各行各业建有不世之功的人,比如关羽被誉为“武圣”,王羲之被誉为“书圣”,杜甫被誉为“诗圣”,张仲景被誉为“医圣”,吴道子被誉为“画圣”,陆羽被誉为“茶圣”,杜康被誉为“酒圣”……到了现代社会,毛泽东1937年曾指出:“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胡适也曾荣膺圣人的称号,而在他看来,“凡受过这个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不但没有愧色,往往超越前人。”比如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清华大学校长周诒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数学家姜蒋佐(姜立夫),地质学家李四光,政治家吴稚晖、翁文灏,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均有这样的资格。套用他的观点,就中国现代教育史来看,男教育家除了蔡元培、周诒春、张伯苓,梅贻琦、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钱穆、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周有光等同样堪称圣人,若将斯霞、霍懋征和于漪三位女教育家奉为“穿裙子的圣人”,自然并不为过。

中国传统文化希圣、成圣的思想源于儒家,儒家对“圣人”一词的界定,其实也是宽严相济的。一方面,“圣人”在大多儒生眼里,“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以下,颜回是“复圣”,曾参是“宗圣”,子思是“述圣”,孟子是“亚圣”,王阳明可以算一个圣人,曾国藩则只能算半个圣人。而另一方面,儒家学说又嘉勉弟子们通过治学修道,向着“即凡而圣”“超凡入圣”的境界不懈冲刺。孔子便曾提出“人有五仪: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贤人,有圣人”(《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倡议“即凡而圣”。孟子认为,此处的“圣人”即“人伦之至也”,是人格评价和人格成就的最高位阶,但又可分为不同类型:“治则进,乱则退”的伯夷,是“圣之清者也”;“治亦进,乱亦进”的伊尹,是“圣之任者也”;“不羞污君,不辞小官”的柳下惠,是“圣之和者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的孔子,则是“圣之时者也”,又是“金声而玉振”之“集大成也者”(《孟子·万章篇)》。后世的儒家发展了他的“人皆可为尧舜”的观点,主张人人皆可成圣。朱熹强调:“为学,须思所以超凡入圣。”(《朱子语类》)王阳明也说:“虽凡人,而肯为学,使此心纯乎天理,则亦可以为圣人。”(《传习录》)民国时期,冯友兰又在《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八章“人生的境界”一节进而阐发道:“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且自觉他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他正在做的对于他有了意义。”人生的境界,因了觉解的程度不同,可以分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又可以叫做哲学境界)。自然境界是指“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事,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意义,或很少意义”;功利境界是指“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是利己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道德境界是指一个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天地境界是指“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所做的事。”其中,“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

于漪老师无疑是有“天地境界”之觉解的,用她的话说,就是通过“一辈子做教师,一辈子学做教师”,体悟到“内心的深度觉醒”和“强烈的内驱动力”。在研讨会发言中,我曾从以下两个方面透视她的这种觉解:

第一个是作为语文人的使命感。

众所周知,于漪老师一贯倡导让生命与使命同行。她曾多次强调说:“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一头挑着学生的今天,一头挑着国家的未来。”——这是对教育使命的觉解;教师的重要性,既体现在“他是教育理想与教育现实的转化者,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转化者”,又体现在“教师的工作是铸造国民素质之魂,所以,今日的教育质量,就是明天的国民素质”——这是对教师使命的觉解。

除了上述共同的使命外,语文教师较之其他学科的教师,还天然赋有一种独特的使命。新世纪以来,于漪老师曾超越学科和课程的层面,将语文教育与人生境界的提升、民族文化的传承乃至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挂起钩来。她说:“语言文字是民族文化的根,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语文教育的基本特征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具体来看:“语文课堂当然是传播语文知识、培养语文能力的场所,但它首先应该是一个诗意的存在。语言文字是民族之根基,对传播民族情感、滋润学生心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语言的背后是一种文化的深层编码,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意识。语文课堂营造的应该是学生语文素养成长的精神家园。”“语文教育是母语教育,母语教育在促使学生成为‘社会人’的过程中发挥着特殊的功能。它与其他学科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它始终是指向人的,与人的思维、情感、品质、能力密切相关。可以说,语文就是人生,它伴随人一辈子。”——这是对语文教育本质和规律的觉解。而按照她的觉解,语文教师的独特使命,就是通过祖国语言文化的滋养,将学生培育成具有“中国心”的“现代文明人”,这显然是一种自觉的使命体认。

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

第二个是作为语文人的目标感。

于漪老师介绍过哈佛大学一项调研结果:有一届毕业生,无目标的占27%,目标比较模糊的占60%,有近期目标的占10%,有远期目标的占3%。25年之后,这些3%有远期目标的成了美国的精英。为此她说:“人生的道路上必须要有自己的目标,而树立目标的能力是综合素质的反映。”“语文教师要构建语文教学人生,我热切地期望我们中青年教师能够人才辈出。”

中国古代有经师、人师之分,《礼记》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于漪老师向来看重德才兼备的“人师”,并把汉代韩婴《韩诗外传》一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智如泉涌,行可以为表仪者,人师也。”她解释说:“‘智如泉涌’,就是你的智慧要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形可以为表仪者’,就是你思想言行能够当别人的榜样。”——这是对自己人生目标的觉解。

“人师”的目标定位,首先应以课堂教学为安身立命之本。1980年代,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于漪老师,便以立体化、多功能的语文教学观,熔知识传授、能力培养、智力发展、思想情操陶冶于一炉,坚持“教文育人”,被公认为“精心育人的一代师表,潜心教改的一面旗帜”,之后又担任过上海第二师范学校校长、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人大常委、上海市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位。但晚年的她,并未在鲜花盛开的风景区留步,而是一方面通过教育研究、教师培养、著书立说,提倡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另一方面又勇于向教育主管部门建言献策,主导上海市初级中学语文教改实验,推动将“人文性”写入国家的《语文课程标准》,朝着自己的人生巅峰奋力攀登,很快便转型、升格为具有全面建树的一代宗师。

记得于漪老师撰写《现代教师学概论》、创建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之际,曾设定一个让人登高望远、血脉偾张的目标:“我们是想让中国的教育在世界上有话语权,我们要有中国教师自己的教师学”;记得她首创了教师与教师的师徒“带教”方法,组成三级培养网络——师傅带徒弟、教研组集体培养、组长负责制,1980年代起,共“带教”100多名全国各地的青年教师,其中陈军、程红兵、谭轶斌、黄荣华等已在语文教育界大放光彩,受过她的指导、扶持,比如参会的程翔、李震、李卫东、李华平、郑桂华等,也都成了语文课改的中坚人物;记得她近年屡屡鼓励语文教师要好学、深思、力行,提醒大家不要为教参、教学时尚、评价标准、一课一练左右,反对教育行政部门把教师标准化,强调“胸中有数、目中有人”,彰显教师自信和教学个性,期待“我们的语文教学能出现很多流派,百花齐放”;还记得她的大声疾呼:“我们现在真的是需要大师级的人出现,这样的人,是通才基础上的专才。因为是通才,所以他视野开阔;因为是专才,所以他研究深入。这样的大师能够在纷纭众说中提出正见,在一片迷茫中探寻到正途,引领学科健康发展。”……

综上可见,对于漪老师来说,神圣的使命感给了她“内心的深度觉醒”,崇高的目标感又给了她“强烈的内驱动力”,这就决定着她大写的流光溢彩的语文人生,最终超越了冯友兰所说的自然境界和功利境界,从而企及道德境界乃至天地境界。

研讨会的第一位主讲嘉宾、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先生,曾在《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于漪教育思想管窥》一文中,从教育哲学的高度论述道:“盖教育家者,不仅要有长期的教学实践和教学管理的经验,更要有自己的教育理念,或者说教育哲学,并且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贯彻到他所从事的一切教育工作中,形成系统的思想。”他认为,“于漪是当今难得有自己教育理念的教育家。这四十年来,教育界本身以及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基本只有一个哲学,就是实用主义,教育的目的是为就业作准备,就那么简单。但于漪却不是这样,我们通过她这些年发表的大量的文章和讲话稿可以看到,在功利主义成为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基本价值观的情况下,她乱云飞渡仍从容,始终坚持她的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

另一位主讲嘉宾、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方智范先生,则在《于漪: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典范》一文中论述道:“于漪是一生耕耘在学校课堂的优秀教师,是孜孜以求卓越境界的语文教育工作者,是引领一代教风的著名教育家;但在我心目中,她首先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典范。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血脉,其远源可以追溯到‘万世师表’的孔子,‘正气’可以理解为被称为‘君子之儒’的崇高人格,孟子所谓‘仁者爱人’,所谓具‘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屈原所谓‘受命不迁’‘秉德无私’,等等,甚至陶行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其实都可视为君子人格的不同表征。君子人格养成日久,再经过注入新的时代血液,便转化成为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坚守的‘一身正气’精神传统。这一传统,正来自从古到今一脉相承的‘以人为本’思想观念。”他介绍说,直到最近,于漪在谈到对语文学科实用性定位的弊端时,还指出:“中国的文化、学问千百年积累的一个认知体系是所有的‘学’都由‘道’来统领,所有文科‘教材’都是道德载体,它的着眼点是育人……育人就是受教育者对生命价值的认知和君子人格的塑造。”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于漪老师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并非完全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正如上海市北中学校长、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陈军先生在《民族特性与世界认知——于漪语文教育思想的现代化贡献》一文中所透露的那样: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勤于学习、善于创新的于漪老师,“一方面通过对中国语言学思想的研究,从‘思想性’认识走向‘人文性’认识;一方面在世界性的语言认知思想库中发现和确认‘语言’的共有认知与真谛。于漪考察过意大利维科的语言观——开启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钥匙;于漪阐述过德国洪堡特的‘语言’解读——语言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于漪整理过美国萨杰尔的‘语言’思想——语言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产品;于漪辨析过德国魏斯格贝尔的‘语言’理想——语言是文化建设中的一种力量。她考辨的核心是语言的文化特点与人文特质。一方面,对于中国本民族的先贤‘语言’思想,于漪总是放在世界认知的框架中进一步认知。《春秋·榖梁传》中有‘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论语·尧曰》中有‘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朱子语类》中有‘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维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之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这些中国先贤关于语言与人性、天道、事理的综合认识,在于漪的认知中,同样说明了深厚的文化历史积淀和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这一事实。另一方面,对于世界的语言共识,于漪也是把它放在中国语言思想中来辨析的。中外的沟通与叠合,是于漪提炼语言思想的基本思路。”

可以说,于漪老师的语文教育思想,完全符合21世纪全球盛行的新型人文主义教育观。据我了解,这种教育观重点突出理解与和平、人的尊严、自由与责任、敬重自然等伦理价值,同时主张:加强文学、艺术、伦理、社会、历史、地理等人文学科的教学;把价值教育放在整个教育的首要地位;将人性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部过程中,使整个教育人性化;加强自由与责任的教育,将自由与责任视为现代伦理生活的核心价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为此曾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一书序言中,强调指出人文主义教育之于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教育必须教导人们学会如何在承受压力的地球上共处。它必须重视文化素养,立足于尊重和尊严平等,有助于将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方面结为一体。”“这就是人文主义教育观,它把教育视为最根本的共同利益。”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从此而后,立德、立功、立言就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追寻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最高标杆。我们不妨再看看于漪老师在这三个方面的典型事例:

于漪老师不仅重视有教无类,而且主张“师爱超越亲子之爱”。她说过,“我到有些家庭中去看,真的是流眼泪的,工人的家庭就是一间房间,除了睡觉的床,一张桌子以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有,那个时候有一个姓何的学生患上肺病,雷米封,一瓶6块钱,我的工资是72块,他家里没有办法给他治,没有劳保,那些孩子的家庭很穷,我每个月买给他吃,让他把肺病治好。”一位名为蒋志平的学生,当年是班里有名的“皮大王”,连父亲对他都失去信心,把他推给了于老师,“这个儿子我不要了”。于老师没有推托,把这个“爸爸不要”的孩子带回了家。蒋志平长大后去拜访老师,于老师问他生意的情况,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他说:“没有,唯一的就是资金紧张一点,周转紧张一点。”于老师回答:“ 你需要多少?我给你。”

1980年代,于漪老师的公开课《海燕》在电视里直播时,上海万人空巷,人们纷纷守在电视机前,争睹她上课的风采。一位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谈及当年盛况,说一位同事出差回上海,问及上海最近有什么动静,这位教授说,都在看《海燕》直播呢。40年来,于老师主讲了近2000节省市级以上探索性、示范性公开课,其中50多节被公认为语文教改标志性课例。为了一堂完美的语文课,她总是格物致知、不断探究,以致一位青年教师从1976年开始,听了3000节于老师的课,都没有发现她上课有过任何重复的内容,哪怕是一篇课文教第二遍、第三遍,都没有重样。

于漪老师向来以“出口成章,下笔成文”自勉。迄今评课、演讲时,她依然口若悬河、妙语连珠。于老师说,自己当年学的是教育,实习时是心理学,先教文化班识字,再改行教高中历史,最后才是教高中语文,故而备课时,“为了清除语言的杂质,纠正语病,增强语言的吸引力、感染力,打动学生的理智与心灵,我曾用以死求活的方法,把讲课的每一句话写出来,然后进行修改,删除多余的字、词、句,以及不合逻辑之处,然后,背出来,再口语化,用比较规范的书面语言改造自己不规范的口头语言”。而在著书立说方面,她也长年坚持笔耕不辍。据上海师范大学学生统计,于老师现已发表631篇文章、出版37部专著。2018年8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8卷21册《于漪全集》,涉及语文教育教学、办学理念、学生德育工作、青年教师培养、语文教师专业成长、序跋书信等方面,全方位、立体化彰显了于老师的学术造诣、教育思想、教学成效和成长历程。尤其令人惊艳的是,我还曾目睹过2015年该社所出版的于老师《岁月如歌》(手稿珍藏本),全书采用手写体,看上去有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鲜有改动的痕迹。

……

研讨会演讲中,于漪老师曾以张载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激励在场的15个省市600多位教育工作者。有着大情怀、大智慧、大格局的于老师,是我所策划的“当代中国语文教育家口述实录”丛书的旗帜性人物,12月31日傍晚,当我和她的口述实录任务承担者刘桂松先生前往黄兴公寓,与她谈起此事,她始终能站在历史与现实的制高点反思自己的人生,言辞中充满激情和睿智。当时我就想,在这个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已将“圣人”解构和颠覆的时代,我们无须封圣、颂圣,于老师也已不需要任何光环,但像她这样一位草根型的中学语文教师,最终能成为集教育理论和教学实践于一身的苏霍姆林斯基式的教育家,这种境界我们“虽不能至”,难道不该“心向往之”,至少不该抱持足够的敬意吗?

最后我要重申,孔圣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于漪老师是我心目中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她的滋兰树蕙的“夫子之道”,可以用“仁爱”二字统摄,但其内涵非常丰富,是一座博大精深、常温常新、可持续开发的富矿,实可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放眼未来,在我们的中小学校园,若能再涌现几位于老师这样的“圣人”,则语文教育幸矣,嗷嗷待哺的学子幸矣,泱泱文明古国幸矣!

(2019年1月14日至22日于并州养心斋)

现代教育“穿裙子的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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